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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越南王朝想摆脱中国统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了解一个背景。据《广州记》记载，汉朝名将马援远征交阯，在那里立起一根铜柱，作为汉朝疆域最远的边界标志。每当越南人经过这根铜柱时，总会拾起石子投掷它，时间久了，铜柱竟逐渐被掩埋，最终成了一个不起眼的土丘。
关于马援和铜柱，越南文人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一方面，马援平定了二征，终结了越南独立的希望，并且立下铜柱明确划定边界，这让越南士人每次见到铜柱都觉得无比耻辱；但另一方面，马援到交趾后，不仅组织大量人力挖掘水渠，改善灌溉系统，还修筑郡县城池，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越南历史中，马援被视为既是征服者，也是促进文明与建设的“贤人”，这种矛盾感情在越南使臣描绘的中国形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越南学者阮偍在他的《华程消遣集》里描述铜柱时写道：“铜柱隐山勲尚记，铁船沉水烈犹传。南藩遗迹高千古，东汉图形正百年。”他一方面哀悼那些牺牲在海战中的汉军将士，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因为马援和汉朝的扶持，所谓“南藩”之地才能繁荣发展。另一位文人武辉瑨则在《华原随步集》中写道：“天为南北析，久分终当合。”他认为尽管铜柱划定了南北边界，但时间一长，南北势必“分久必合”。这反映了他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和对越南军事实力的信心，也许这和阮光平秘密策划反清起义有一定关系。
展开剩余81%段浚则感慨：“铜柱何年分地轴”，对这条分割南北的边界深感惆怅。他继续写道：“南北重分轸翼星，至今起敬滩头水，犹为珠车咽不平。”他站在五险滩头，怀念为国捐躯的英雄，同时对越南的失败感到深深的不平与愤慨。
接着说横州，这个古代关隘位于今广西横州市。阮偍在《华程消遣集》中写道：“南北分强此一关，乾坤遗迹在中间。”从这句话可见，越南文人将横州视为判断中越孰强孰弱的关键所在。潘辉益在《星槎纪行》中描写横州江水中散布着密密麻麻的石根，延绵长达十五里，滩声轰鸣如雷。他还提到伏波将军祠就立于龙门滩头，显示出他对这片水域和历史遗迹的浓厚兴趣，尤其是对当年水中密布的柱头与战争遗址的关注。
阮偍还写道，横州风景极为壮丽，那里甚至有孔子行教像。传说中汉朝铁船沉没于此水底，遇到大风雨时还会浮出水面。这一段文字最直观地反映了越南使臣对马援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孔子像象征着马援对交趾文化教化的贡献；另一方面，沉没的铁船则是越南惨败的象征。正因如此，越南使臣每次路过横州、铜柱和伏波祠时，总会反复提及，内心难以释怀。
使臣们频繁寻找铜柱遗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重新确认中越边界。因此，越南使臣构建出了一系列既矛盾又复杂的形象。
再来说说受降城。清代时受降城属于太平府宁明州。明朝年间，越南政权被莫登庸夺取建立莫朝。为了防备明朝以“兴灭继绝”的名义讨伐自己，莫登庸主动遣使向明朝表示愿意纳土称藩，求得和睦。明朝对此同意了他的求和请求。太平府知府江一白于是就在莫氏受降纳贡的地方筑起一座城池，因此得名“受降城”。这个城成了越南使臣入华朝贡的必经之地，令越南使臣每次经过时心怀耻辱。
《大越史记全书》曾记载，莫登庸因为害怕明朝“问罪”，割让了两个州地赔偿明朝，还送去了大量金银珠宝和奇珍异宝。由于史料记载不一，越南史籍里关于“献纳三州”的说法也难以考证。因此，暂且不论莫朝向明朝献地的具体细节，我们可以从越南使臣的视角，理解他们经过受降城时复杂的情感，以及他们塑造的形象。
使臣吴时任经过受降城时写了一首诗，收录在《皇华图谱》中。诗中描绘受降城本是越南故土，山势如谅山，但溪流稀少。他感叹这片土地因莫登庸一己私欲而被献给明朝，留下千古骂名。诗中流露出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莫登庸的愤怒谴责，认为他是越南历史上的罪人。实际上，莫登庸割让的土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请降，而是顺便归还之前占领的中国领土，借此讨好明朝。
对此，阮偍在《受降城》里写道：“是明朝伪莫来降，献纳三州之地处。一辰命名，至今不改。”他认为受降城之名，正是因为莫氏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割地求和。这里的江山依旧留存着当年割地请降的痛苦记忆，繁花落尽间，仍残留着莫登庸的历史污点，永难抹去。
阮偍的诗句展现了他对莫登庸的强烈谴责和对越南民族痛苦历史的深刻感受，这种评价明显受越南民族情感影响，构建出一个被迫割地求和的中国形象，虽与真实历史存在偏差，却反映了越南民族的内心需求。
还有广西梧州，阮偍说，古时梧州“属士王”，这里的“士王”指的是士燮。士燮是苍梧广信人，祖上来自鲁国汶阳一带，王莽乱世时举家迁至交州避乱。士燮年轻时曾游学洛阳，拜颍川刘子奇为师，后来做官，“治《左氏春秋》为注解，举孝廉，补尚书郎”，直到被罢免。他父亲去世后，士燮举茂才，任巫阳令及交州太守。
士燮任交趾太守时，正值中原战乱不断，他却能“保全越之地，以当三国之强”，被赞为明智且有贤能的统治者。他的治理为交趾带来长久稳定和繁荣，推动当地文化的发展。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王器礼宽厚，谦虚下士，国人爱之，皆呼曰王”，当时避乱汉人知识分子众多，故被尊称为“士王”。
梧州作为士燮故里，阮偍在《华程消遣集》中评价梧州风光如锦绣：“地控越西东，景致浑如锦绣封南海书生来此景，境抠衣欲认士王踪”，显示越南士大夫对士燮的敬仰，将他视为越南文化的引路人。每到梧州，他们必提士燮，寻访其遗迹。
潘辉益在《星槎纪行》中高度赞美梧州，称其为“岭外繁华第一州”，并提及舜帝南巡至苍梧的传说，用暮云描绘仙游场景，表现对苍梧美景的敬仰。段浚在《海翁诗集》也描写梧州的秀美景致：“日暮凭栏瞰碧流，天外帆墙粉落叶，万宇繁华接码头。”江边落叶随风飘零，衬托出船帆与码头的繁荣景象，可见他对梧州繁华景致的赞美之情。
另外，中国长城在武辉瑨《华原随步集》中被描绘为：“延袤山头万里横，祖龙曾此役蒙乡。亡秦未见关胡识，逼汉徒劳移雉城。祗今九有车同轨，使节安从口外行。”他讲述长城自秦汉以来的历史，感慨四方秩序风云变幻，长城作为古代夷夏纷争的分界线。借助儒家天下秩序的强大文化影响，“车同轨，书同文”，华夏文明令长城之外的少数民族臣服，使得使节能够安然穿越长城。这既是对儒家天下秩序的颂扬，也是对清朝统治者征服蒙古、西北各族、实现民族融合的高度赞美。
但段浚则认为，长城不过是“煎熬累累青山骨，战伐阴阴碧涧魂”的劳民伤财之地。对于河南武胜关，吴时任在《皇华图谱》里写：“夏宋相争此地头，六龙将士痛神州。”武胜关原为华夏与北方蛮夷的分界地，是宋元两代交锋的关键地带。
这反映出越南对“夷夏”观念的独特理解：越南使臣虽然自认是中国的“藩国”，但从未认为自己是“夷”，因此他们总是以“中华正统”的姿态批判其他国家与民族。
综上所述，越南强烈要求脱离中国统治的“独立愿望”，并非源自“夷夏对立”——不是因为自己是夷而中国是夏，而是因为“为藩不内属”的态度：他们虽然认同中华正统血脉，却宁愿作为一个独立的藩属国，也绝不接受中国的直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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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天津市